个性文学夜，在一种近乎凝固的寂静中流逝。
高玉良不知道自己枯坐了多久。牛奶早已凉透，表面凝出一层薄薄的膜。他维持着同一个姿势，背脊挺得笔直，像一尊渐渐失去温度的雕像。只有偶尔划过眉间的沉重，和眼底深处剧烈翻涌的暗流，透露出这平静表象下的惊涛骇浪。
“问心无愧”。
妻子的声音，轻柔却带着千钧之力，在他空旷的脑海中回荡，然后与女儿清澈的疑问、开发区老人浑浊的目光、祁同伟不甘的嘶吼、李达康讥诮的嘲讽、沙瑞金深邃的审视……无数声音、无数面孔交织碰撞，最终化为一片尖锐的、令人耳鸣的噪音。
他猛地睁开眼，胸口剧烈起伏了几下，像是溺水之人刚刚浮出水面。额角渗出细密的冷汗，在台灯下闪着微光。
不行。不能再这样困坐下去。
他需要做点什么。必须做点什么。哪怕只是最微小、最笨拙的挣扎，也好过坐以待毙，在这无声的围剿中被无形的绳索慢慢勒紧。
他深吸一口气，仿佛要吸进足够的氧气来驱散脑中的混沌。然后，他伸出手，动作有些僵硬，但目标明确——拿起了书桌上那个红色保密电话的话筒。
手指悬在按键上方，微微颤抖。这不是他平时办公用的那部电话。这部电话的线路更直接，也更隐秘。他几乎要拨出那个烂熟于心的号码——给老领导，那位已经退居二线、但影响力犹在的“汉东老人”。他想倾吐，想寻求指点，哪怕只是一两句宽慰，或者一个模糊的方向。
然而，就在指尖即将触碰到按键的瞬间，他停住了。
说什么呢？诉苦吗？抱怨沙瑞金借题发挥，指责李达康咄咄逼人，感慨世态炎凉，人心叵测？还是为自己的“山头”嫌疑辩解，为祁同伟的提拔受阻鸣不平？
不，不能打。老领导虽然顾念旧情，但他早已远离权力中心。这个时候找他，除了让他为难，除了暴露自己的慌乱和虚弱，没有任何好处。甚至，这通电话本身，就可能成为新的把柄——看，高玉良果然坐不住了，开始到处找关系、搬救兵了。
他缓缓放下了话筒，金属与底座接触，发出轻微而沉闷的“咔哒”声。在寂静的书房里，这声音格外清晰，仿佛为他刚才内心激烈的冲动画上了一个无奈的休止符。
此路不通。至少在明确局势之前，此路不通。
他靠回椅背，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冰凉的桌面。目光落在对面书架上，那里整齐码放着他多年积累的书籍、文件、笔记，还有他与各届学生、同僚的合影。其中一张，是他与祁同伟多年前的合影，背景是汉东大学的校门，那时的祁同伟穿着洗得发白的警服，笑容腼腆而充满朝气，眼神明亮，满是憧憬。那时的自己，也年轻许多，眉宇间是学者特有的清朗和从容。
物是人非。
他将视线从照片上移开，仿佛被那过去的影像灼伤。视线掠过书架，落在旁边墙上悬挂的一幅字上，那是他自己手书的诸葛亮《诫子书》中的一句：“非淡泊无以明志，非宁静无以致远。”
淡泊？宁静？他嘴角扯出一个苦涩的弧度。身陷如此漩涡，如何淡泊？四面楚歌，如何宁静？这曾经用以自勉的箴言，此刻看来，竟充满了反讽的意味。
不，不能坐以待毙。被动等待，只会让局面更加不利。沙瑞金在观察，李达康在进攻，其他人在观望。他必须主动做点什么，打破这个僵局，至少，要发出自己的声音，表明自己的态度。
不是通过私下打电话，不是通过任何可能被解读为“串联”、“运作”的方式。
而是通过工作。通过他分管的，实实在在的工作。
思路一旦打开，就像在黑暗的迷宫中找到了一丝微光。高玉良的精神陡然一振。他重新坐直身体，打开了书桌上的台灯开关，更明亮的光线驱散了角落的黑暗。他拉过一叠空白稿纸，拿起钢笔。
笔尖悬在纸面上方，墨迹将滴未滴。他需要找到一个切入点，一个既能体现他作为省委副书记的格局和担当，又不显得刻意针对或自我辩白的切入点。这很难，如同在布满荆棘的悬崖上寻找一条可以下脚的小径。
常委会上沙瑞金强调反对“山头主义”，倡导团结实干。李达康攻击他“搞团团伙伙”、“任人唯亲”。那么，他就从这个角度破题。
笔尖落下，力道透纸背。
标题是：《关于新形势下进一步加强干部队伍建设，树立正确选人用人导向的几点思考》。
他写得很慢，每一个字都反复斟酌。他谈历史经验，谈当前形势，谈中央精神。他强调“五湖四海，任人唯贤”的原则，论述“德才兼备，以德为先”的标准。他批评“以人划线”、“以地域划线”的错误倾向，也反对“求全责备”、“论资排辈”的僵化思维。他谈如何健全考察机制，如何扩大民主，如何加强监督，如何形成“能者上、平者让、庸者下、劣者汰”的生动局面。
他引经据典，条分缕析。他试图在文章中构建一个理想的、公正的、清明的选人用人生态。这既是对中央精神的呼应，对沙瑞金某些观点的侧面支持，也是对他自身理念的一种阐述和……辩解。尽管通篇没有提到祁同伟的名字，没有提及任何具体的人和事，但他知道，明眼人自然能从中读出他的立场和态度。
他写自己对于“团结”的理解——不是无原则的一团和气，而是建立在共同理想信念和严格组织原则上的坚强团结；是敢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，同时又善于合作共事的团结。这既是对“山头主义”的隐晦回应，也是对李达康那种动辄“刺刀见红”工作方式的含蓄批评。
他还谈到了干部的教育和管理，谈到了“慎独慎微”，谈到了“净化社交圈、生活圈、朋友圈”。写到这一部分时，他停顿了很久，笔尖在纸上留下一个浓重的墨点。他想起了祁同伟，想起了那些围绕在祁同伟身边的各色人等，也想起了自己。他落笔时，带着一种深刻的自我审视和警惕。
不知不觉，窗外天色已从浓黑转为深蓝，又渐渐透出灰白。远处传来早班公交车的鸣笛声，和依稀可闻的清扫街道的“沙沙”声。新的一天，正在苏醒。
高玉良终于放下了笔。厚厚一沓稿纸上，布满了密密麻麻的字迹。他揉了揉发涩的双眼，又活动了一下僵硬的手指和脖颈。一夜未眠，身体极度疲惫，但精神却因完成了这篇东西，而感到一种奇异的、虚脱般的清明。
这是一篇注定不会公开发表的文章。它可能只会出现在某次内部学习会的讲话稿里，或者作为一份不具名的研究报告，出现在有限的传阅范围内。它可能改变不了任何实质性的东西，李达康不会因此改变对他的看法，沙瑞金不会因此调整对他的态度，祁同伟的提拔依然会受阻。
但写下它，对高玉良自己而言，却像是一种仪式，一种锚定。在这漫长而孤独的黑夜里，他通过这种方式，重新梳理了自己的信念，确认了自己的底线，也为自己接下来的道路，划定了一个模糊但坚定的方向——他必须，也只能，沿着他认为正确的、合乎规则和道义的方向走下去，哪怕这条路看起来荆棘密布，困难重重。
他站起身，走到窗前，拉开了百叶窗。清冷的晨光瞬间涌了进来，有些刺眼。他微微眯起眼睛，望向窗外逐渐清晰的街道、楼宇和远方天际线。
城市正在醒来，带着它固有的喧嚣和生机，也带着无数不为外人所知的算计、挣扎和希望。
一夜过去，有些东西似乎没变，但有些东西，在他内心，已经悄然不同。他知道，与李达康、与沙瑞金、与这无形却无处不在的压力的周旋，才刚刚开始。但他不再是那个只能枯坐着、被无力感吞噬的困兽。
他至少，为自己找到了一件武器，或者说，一面盾牌——那就是他必须坚守的，工作的原则、用人的公心和那份虽然屡遭冲击、却尚未完全熄灭的，对“问心无愧”的追求。
书房的门被轻轻敲响，吴慧芬的声音在门外响起：“玉良，一宿没睡？早饭好了，吃完再休息会儿吧。”
“这就来。”高玉良应道，声音有些沙哑，但异常平静。
他最后看了一眼书桌上那叠手稿，然后转身，拉开书房的门，走进了客厅明亮的灯光和早餐温暖的香气里。